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郭家庙出土迄今最早“商”声编钟
2016/1/20 15:58:00

郭家庙出土迄今最早“商”声编钟

湖北日报讯 图为:郭家庙30号墓出土的编钟。(记者 孙文 视界网 胡刚 摄)

    (记者海冰、通讯员胡刚)枣阳郭家庙30号墓最新出土一套春秋早期编钟,为迄今所见能敲出“商”声的最早编钟。至此,中国古代音乐从“五音不全”发展到“五音齐备”。昨日,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、考古队总领队方勤说:“此前认为春秋中期才出现‘商’声,这套编钟的出现一定程度改写了中国音乐史。”

    这组青铜钮钟共10枚,出土于墓葬南室,为目前所知同期最多编钮钟。其型式统一、大小相次、音高稳定、宫调明确,是一套完整的实用的青铜乐器。正鼓部的音高分别为徵(so)羽(la)宫(do)商(re)角(mi)羽(la)宫(do)商(re)角(mi)羽(la),其中两次出现“商”声。

    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、音乐考古专家张翔称,商代殷墟墓葬出土编钟发现有宫、角、羽三声。叶家山墓出土编钟,发现有宫、角、徵、羽四声。这次郭家庙出土编钟,在保持西周礼乐正统的四声格局的前提下,加入商声,首次构成“五声”音律系统新格局。

    “因同时期编钟未曾发现过‘商’声,在测音时进行了反复测试”,张翔介绍,一开始像做X光片一样,用电脑为10枚钟测频谱,初步读出音高,再请多位音乐考古人士及无音乐素养的人一起耳测,结论是包含“商”声无疑。随后采集声音编成《茉莉花》做实验,发现该编钟音乐表现力较现代乐器毫不逊色。

    方勤称,五声音阶的完整呈现,标志着编钟音乐性能由节奏性向歌唱性发展,具有划时代意义,也是西周礼乐制度成熟的标志。这对中国音乐形成以五声性为主要特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,一定程度影响到中华民族乐感心理的形成。

郭家庙出土迄今最早“商”声编钟

郭家庙出土的迄今最早的商音编钟

    本报讯(记者黄征通讯员胡刚)昨日记者从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获悉,湖北枣阳郭家庙墓地又有新发现:在GM30出土的一套编钮钟距今约2700年,为迄今发现的中国音乐史上最早的“五声齐备”编钟。

    2015年9月至今年1月,省考古所在郭家庙三个不同地点发掘清理墓葬88座、车马坑一座,出土各类文物1100余件。GM30墓的编钮钟位于墓葬南室,共10件,保存完整、位置关系明确,为目前所知春秋早期数量最多的编钮钟,其型式统一、大小相次、音高稳定、宫调明确,是一套完整实用的青铜乐器。

    湖北省考古所所长方勤介绍,中国古代的五音为“宫商角徵羽”,而此前的考古发现显示,西周时期固定音高乐器的宫调系统皆无“商”声。这套编钮钟其正鼓部的音高出现了两次“商”声,分别出现在相邻的两个八度里,“通俗地讲,过去的乐器只有四声,‘五音不全’。这套编钮钟‘五声齐备’,是揭示编钟发展历程的一次重大发现”。

    方勤进一步解释,从编钟的发展历程看,2013年在叶家山墓地出土的一套5件编钟,是最早的成组编钟之一,年代在公元前1000年左右,能发“宫”“角”“徵”“羽”四声,无“商”声。

    此次在郭家庙出土的编钮钟,年代在公元前700年,它在叶家山“周原四声”(“宫”“角”“徵”“羽”)的基础上,增加了“商”声,构成了“五正声”的宫调系统新格局。这套编钮钟是对叶家山西周早期编钟宫调系统的继承,也是对旧有格局的发展和完善。

    郭家庙编钮钟在“一钟双音”结构上还出现了一些改变,增强了乐钟演奏旋律和变换调式的能力。方勤说:“这些变化中,有一部分特点和公元前433年前后的曾侯乙编钟一样。所以它是曾侯乙编钟的先声。”

郭家庙出土迄今最早“商”声编钟

叶家山编钟(公元前1000年左右)(资料图)

音乐表现力更丰富

    编钟从“五音不全”到“五声齐备”,究竟意味着什么?昨晚接受长江日报记者电话采访时,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、音乐考古专家张翔从音乐发展史的角度进行了分析。

    张翔说,郭家庙GM30出土钮钟,体现了西周礼乐制度在春秋早期得到进一步发展和完善,是西周礼乐制度成熟的标志。其“五声齐备”的特点不仅对音乐本身的发展有影响,还对中国音乐形成五声性的主要特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,同时也客观影响到中华民族乐感心理的形成。

    他介绍,站在中国音乐考古史乃至世界音乐考古史的角度来看,叶家山编钟、郭家庙编钮钟和擂鼓墩曾侯乙编钟的考古发掘已经构成了一个整体,脉络清晰,证据完整。“从编钟的发展过程可以看出,中国音乐中五声的形成是逐步的,西方的叙利亚、希腊也一样,开始都只有四声,然后逐步变得丰富”。

    从叶家山编钟的四声到郭家庙编钮钟的五声,经过了300多年的时间。张翔说,“五声齐备”后,音乐的表现力更强,旋律更优美,人们听到的音乐层次和感受更丰富。

    “从目前的考古情况来看,还没有发现和郭家庙编钮钟一样‘五声齐备’的其他乐器。”张翔说。(记者黄征)

“五声”最早出自《管子》

    中国古代的五声“宫(do)”“商(re)”“角(mi)”“徵(so)”“羽(la)”,分别对应西方音阶的1、2、3、5、6。古代文献中关于“五声”的记载,最早出现在战国时期的《管子》。

    张翔介绍,郭家庙编钮钟由“徵”音而起的“五正声”排序,是管子声律法的最早实例,在科学史(数学、声学、律学、声律法、乐器学)上的意义重大。“过去有人质疑《管子》这本书是否真实存在,这套编钮钟的发现有助于解除这种疑问。”

    音乐理论家黄翔鹏在上世纪70年代对这一问题早有认识。他指出,人们对《管子》一书的写作年代问题有争论,但写作年代并不等于其形成理论的年代,其《地员》篇音律理论,很可能就是春秋时代的新音乐在实践中提出理论要求时的产物。

    《管子·地员第五十八》中,明确记载了五声的声律方法,以及和五声带给人的感觉,比如“凡听徵,如负猪豕觉而骇。凡听羽,如鸣马在野。凡听宫,如牛鸣窌中。凡听商,如离群羊。凡听角,如雉登木以鸣,音疾以清。”

    在其他文献中对“五声”或曰“五音”也多有记载。如《周礼·春官》中记载:“皆文之以五声,宫商角徵羽。”《孟子·离娄上》记载“不以六律,不能正五音”。(记者黄征)

郭家庙出土迄今最早“商”声编钟

曾侯乙编钟(公元前433年前后)(资料图)

编钟考古大事记

    1978年,湖北随县城郊的擂鼓墩出土战国初期的曾侯乙墓编钟。这是由65件青铜编钟组成的庞大乐器,其音域跨五个半八度,是世界上已知的最早具有十二个半音的乐器,也是迄今发现的最大最完整的一套编钟,是中国文物考古、音乐史和冶铸史上的空前发现,改写了世界音乐史。此前,出土编钟最多的,一是建国前发掘的河南辉县琉璃阁60号墓,二是建国后发掘的安徽寿县蔡侯墓,分别出土各类钟29件。

    1981年,擂鼓墩2号墓出土了一套编钟,有钟36件,至今仍可演奏古今中外乐曲,是除曾侯乙编钟之外我国出土的第二套音域宽广、音色优美、可供演奏及研究的大型古代打击乐器。

    2000年2月,湖北荆州天星棺二号墓地出土两套大型编钟,各由14件组成,青铜制造,高0.72米。该墓地系楚国封王鄱乘的夫人墓葬地,距今2300多年。

    2012年6月,湖北宜昌枝江市万福垴遗址发现12件编钟,这些编钟上有文字还有精美图案。考古学者研究认为是西周中期文物,是迄今所知最早的楚国编钟。

    2013年7月4日,湖北省随州市叶家山发现1个镈钟和4个甬钟,5件为1套。该编钟比曾侯乙墓出土的早500余年,在目前考古发掘的同时代编钟规模中,规模最大。这组编钟可以发9个音,足以演奏优美动听的乐曲。其编钟数量是目前西周早期墓葬中最多的。与曾侯乙墓编钟相比,叶家山墓编钟等级可能比较高。(记者李少峰/整理)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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